本文作者、青年二胡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高白在第七期“青作计划”终评音乐会上演奏
文 | 高白
新年伊始，第八期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计划（下称“青作计划”）终评落下帷幕。该计划从第七期起持续聚焦中国弓弦乐器与管弦乐队协奏曲创作，向全球青年作曲家征集作品。第八期增设了“乐手喜爱的独奏者”和“民乐专家最喜爱的作品”两个奖项，旨在构建一场跨越传统与现代、创作与演奏、学院与舞台的深度对话。
高白在第八期“青作计划”终评音乐会上演奏
作为“青作计划”的亲身参与者，笔者有幸在第七、八两期中完成了六部胡琴协奏曲的首演。这一身份，让笔者得以置身于从乐曲诞生、协作打磨到舞台呈现的完整过程，从而获得了一个深入观察新一代作曲家如何将创作意图转化为真实音响，并随舞台实践而不断历练与完善的珍贵视角。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
在民族器乐的创作发展中，二胡始终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多次引领民乐创作的关键转型。几代作曲家投身二胡协奏曲创作，为其积累了深厚且多元的曲库，使其成为一种成熟且受重视的创作形式。专业院校的建立与演奏教学的系统化，使二胡演奏技术取得了飞跃发展，为作曲家的创新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实现基础。深厚的历史积淀、活跃的当代创作与坚实的教学演奏体系相辅相成，共同为今天的作曲家创作二胡协奏曲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与充分的条件。
笔者在两期“青作计划”中合作的6位作曲家为90后乃至00后，且全部拥有音乐学院专业作曲学习背景，是真正成长于全球化音乐语境下的新一代。与前辈们相比，中西融合对他们而言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创作思维，而非需要刻意解决的课题。他们所真正关心的，在于如何运用纯熟的专业技术，来真诚地表达个人的音乐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青年作曲家普遍展现出一种鲜明的“文化自信”，他们主动从中国历史文化深处汲取灵感。例如周嘉颖的《冰玉堂——在历史的暗明中穿梭》以“顺德自梳女”这一历史现象为题；文子洋的《恸歌》有感于自春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悲音为美、悲音为乐”的艺术创作审美倾向；冯子慧的《哭笑鸟》取材于北宋诗人梅尧臣同名诗作，以音乐探讨人生的哲学问题。他们的创作，展现出一种将深厚传统融入当代语汇的自觉追求。这并非简单的符号嫁接或风格拼贴，而是源于文化认同的、内化后的自然表达。
他们以现代人的视角与技法，重新解读历史、文学与美学，使古老的文化精神在当代音乐织体中焕发新生，形成了一种具有个人印记且与时代共鸣的中国声音。这种立足传统、面向当下的创作自觉，无疑为演奏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当这些充满个性的乐谱交到手中时，作为首演者，笔者所面临的远不止技术挑战，更是一场关于音乐本质的对话。
演奏者的“二度创作”
高白与文子洋在《恸歌》演出后谢幕
完成6部新作首演的过程，既充满挑战，也乐趣无穷。这些作品普遍读谱难、技法新，与乐队的配合更是处处充满考验。有些“难”是作曲家有意拓宽乐器表达的边界；也有些难点，则源于他们对乐器性能的“美好想象”，与演奏实际略有差距。这时，笔者需要与作曲者沟通调整，一起探索既达意又顺手的演奏方式。有些作曲家在创作初期就邀请笔者“入场”试奏，比如文子洋写《恸歌》时，会不时发来片段让笔者演奏并反馈、讨论；冯子慧在构思《哭笑鸟》时，也常与笔者讨论二胡的音区与奏法，在定稿前就已试奏过主题——这种即时反馈、共同打磨的过程，让笔者深感参与其中的价值与意义。
高白与冯子慧在《哭笑鸟》演出后谢幕
有趣的是，不同作曲家留给演奏者的“二度创作”空间也大不相同。有的作品风格严谨，谱面指示细致入微；有的作曲家则希望笔者复刻某种其心中的民间韵味；也有作曲家更倾向于“放手”，期待笔者在演奏中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这让笔者常常想起导师于红梅教授的教导：“无论新作旧作，都要像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样，投入百分之百的情感去表达。”因此在对待每一部作品时，笔者都会仔细揣摩谱面的每个细节，力求在精准传达作曲家意图的基础上，探寻恰当的诠释空间，融入自己的理解。
排练厅内的一切协作与打磨，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终点——舞台。当灯光亮起，面对的不只是熟悉的同行，而是目光各异的广大观众时，一场更为深刻的“历练”才刚刚开始。
承担作品的全部生命历程
正如“青作计划”首席评委陈其钢所言，这并非一场“考核”，而是一次珍贵的“历练”。笔者亦在这场历练中获益良多。
犹记得自己的“青作首秀”，是2023年6月国家大剧院一个周末音乐会的上午场，与青年指挥家尹炯杰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绎一部个性鲜明的当代二胡协奏曲。这场音乐会的“主菜”是钢琴家盛原演奏巴赫的羽管键琴协奏曲。当笔者终于克服诸多技术难点，与乐队默契完成这部作品后，迎来的并非掌声，而是某种程度上的“口碑雪崩”。
当时，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观后感正流行。演出结束后，反响可谓“热烈”而“多元”。有观众留言表示能捕捉到作品深处的意图，但与此同时，“打差评”的听众也颇为热闹：温和派坦言“听不懂”，激烈派痛陈“看过最差的演出”，理智派则严谨推断“肯定是二胡独奏在瞎编，好多地方没合上”。好在作曲家事后释出了部分乐谱，总算为笔者的“清白”提供了专业证明。这段经历，成了笔者职业道路上一次带着冷幽默的“成人礼”。
与比赛不同，“青作计划”的展演特性意味着作品与演奏者必须共同接受一个全然开放的公共审美空间的审视。在这里，评价标准不再是学院的分数，而是现场直抵人心的沟通能力。这个舞台，迫使笔者去除学生式的玻璃心，去拥抱一个职业音乐家必须面对的复杂现实：你无法取悦所有人，但必须尊重所有人，并从所有反馈中汲取养分。它让笔者真正理解了导师那句话的分量，其中也包含了像创作者一样，去承担作品的全部生命历程，包括对它的争议。
如何让自己的演奏，不仅止于精准执行谱面，更能成为连接现代作品与广大听众之间那座最直观的桥梁？在之后的演出中，笔者尝试屏蔽杂念，更主动地与每位合作的作曲家沟通，在舞台上全心投入，力求将作曲家的构想化为真实可感的音乐瞬间。令人欣喜的是，随着“青作计划”的持续开展，观众的反馈也有了积极的变化：大家开始更多地关注计划本身、关注青年作曲家，重新“发现”了二胡这件乐器，“看见”了当代的作曲家与当代的民族音乐。最触动人心的，是一次偶然读到的一句朴素的评价：“第一次听到二胡的声音，感觉非常好听。”那一刻，一种充实的快意再次充满内心——这一切，都让人深感这份工作的意义。
回首这段旅程，国家大剧院“青作计划”给予笔者的，远不止是登台演出的机会。它让笔者亲历了一个鲜活的音乐生态系统如何运转：从乐谱诞生、协作打磨到最终直面观众。我们共同完成的，并非只是几部作品的首演，更是为中国音乐的当下注入了一股真切、年轻而自信的声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