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周刊｜卢见曾之雅雨堂：大运河文脉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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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毓秀的德州文化积淀深厚，名士贤达辈出，然能以一己之力联结南北文坛、校刊珍籍垂范后世，且以官宦之身深耕传承文化者，当属清乾隆年间两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他既是官员，也是学者、藏书家、出版家。其书斋号“雅雨堂”，既是他这位德州籍学者的藏书刻书重地，亦是清中叶学术交流的核心枢纽之一，所藏之书校勘精审，所刻之籍流布四方，所主之文会盛极一时。其文治之功，不仅泽被桑梓，更彪炳清代学术史、出版史，历经三百余年仍为后世所景仰。其文化价值之厚重，精神内涵之深远，于此可见。

卢见曾何许人也？雅雨堂何以成为清代文化地标？据民国《德县志》记载：“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元，别号雅雨山人，宗哲七世孙。幼从中州名儒高矩庵先生读，聪慧绝伦，学问具有根柢。学诗于王渔阳、田山姜两先达，益求精粹。山姜尝称之曰：吾乡以诗名家者，当在斯人。”有关德州文史资料记载其为：“清康熙辛丑年进士，历官两淮盐运使，有惠政，工诗文，喜藏书刻书，建雅雨堂于里第，名重东南”；“雅雨堂初建为德州卢氏家塾，后随见曾宦游南北，遂成藏书刻书之府”；“见曾归里后，增葺雅雨堂，广收天下典籍，延聘名士校勘，德州一时成为山左文化重镇”。卢见曾为官四方，每至一地必访求典籍，雅雨堂的藏书与刻书事业，亦随其仕途辗转，从德州发轫，在扬州臻于鼎盛，最终又归藏桑梓，成为联结山左与江南文化的纽带。

据现存史料与文物考证，雅雨堂藏书规模堪称清代山东私家藏书之冠，累计藏书逾十万卷，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尤重经学、金石、乡邦文献。从现存于德州市德城区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的雅雨堂旧藏钤印本来看，每部藏书皆有“雅雨堂藏”“卢氏抱孙珍藏”“德州卢氏文苑”等印记，部分善本更有卢见曾亲笔题跋，详述得书经过、校勘心得。在雅雨堂的藏书体系中，“经部为宗，金石为证，乡邦文献为根”，经部以汉魏经师注疏为核心，收有郑玄、伏生等汉儒著作的宋元善本数十种；金石部藏有历代碑帖拓片千余幅，多为卢见曾宦游各地所访求；乡邦文献部则专收山左历代文人著述，从《左传》齐鲁史料到明代山左七子诗集，靡不毕备。雅雨堂与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杭州鲍氏知不足斋并称清代三大私家藏书楼，其文化辐射力可见一斑。

雅雨堂刻书成就斐然。卢见曾以雅雨堂为标识，校刊古籍三十余种，刻版逾万片，其刻书以“校勘精审、写刻精美、内容珍贵”而著称。雅雨堂刻书的底本多为宋元善本或孤本，卢见曾延聘惠栋、戴震等当时顶尖学者主持校勘，每刻一书，必“广征众本，反复雠校，辨讹正误，考订源流”，仅《雅雨堂丛书》一种，即历时四年方告竣。其刻书坊所用刻工皆为江南名匠，字体隽秀清晰，楮墨精良，版心下必镌“雅雨堂”三字，成为清代版刻的标志性符号。根据现存刻本与文献记载，雅雨堂的刻书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为德州发轫阶段，简称里刻阶段；扬州鼎盛阶段，简称淮刻阶段；归里续刻阶段，简称归刻阶段。其中，里刻阶段为康熙末年至乾隆元年，卢见曾未出仕或任地方小官时，于德州雅雨堂校刻少量乡邦文献与经学读本，如《山左诗钞初编》《德州耆旧集》等，刻书种类少，规模小，但已奠定“校勘严谨”的基础；淮刻阶段为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七年，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期间，这是雅雨堂刻书的鼎盛期，校刊《雅雨堂丛书》《经义考》《金石三例》等核心典籍，延揽天下名士参与，刻书种类多，质量高，影响远播；归刻阶段为乾隆二十七年至乾隆三十三年，卢见曾告老归乡后，于德州雅雨堂续刻未竟之书，补刻前刻之脱漏，并重刻部分乡邦文献，虽因晚年卷入两淮盐引案而中辍，但仍为山左文脉传承留下了宝贵遗产。

清乾嘉之际，私家藏书刻书者众多，为何卢见曾的雅雨堂能脱颖而出，成为联结南北文化、推动汉学复兴的核心枢纽？

一是与卢见曾的家学渊源和阅历所形成的个人素养有关。卢氏世代诗书传家，自明代起即为藏书世家，卢见曾自幼受家学熏陶，“少聪颖，好读书，过目成诵，弱冠即通经史，工诗文”，师从王士祯、田雯等山左文坛泰斗，深得诗学与考据之精髓。其个人素养兼具“吏才与文才”，既能以官宦之身整合财力、人脉资源，又能以学者之眼光甄别典籍、校勘文字，“非唯有钱，更有识，非唯好藏，更善刻”，这是众多私家藏书家所不及的。雅雨堂的藏书与刻书，皆由卢见曾亲自主持，亲自为刻书作序，详述版本源流、学术价值，其序文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成为清代目录学的重要文献。

二是与运河文化的交流融汇有关。“京杭运河贯南北，文脉随波汇德州”。德州为京杭运河沿岸重镇，南接江淮，北通京师，是南北文化交汇的节点。卢见曾生于德州，宦游各地，其仕途多与运河沿线城市相关，雅雨堂的藏书，多由运河漕运从南北各地汇聚德州与扬州；雅雨堂的刻本，亦通过运河航运流布京津、江淮、江浙各地，“运河舟楫载雅雨堂刻本，遍行天下”。卢见曾利用运河的交通优势，构建起南北文化交流的网络，使雅雨堂成为“运河文化带上的枢纽”。南方的文人墨客通过运河北上至雅雨堂访书，北方的山左文人通过运河南下至扬州参与雅雨堂的文会，运河为雅雨堂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天然通道。

三是与卢见曾“爱才好客、以文会友”的处世之道有关。卢见曾性度恢廓，不拘小节，虽为官一方，却“轻财好士，四方名士咸集其门”，其雅雨堂不仅是藏书刻书之地，更是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在德州，他邀山左名士雅集雅雨堂，吟咏唱和，校勘典籍；在扬州，“士无贤不肖，皆愿与之交，见曾亦倾心相待，无所吝惜”。他对落魄文人多有接济，《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客死扬州，卢见曾不仅慷慨承担全部丧葬费用，还资助吴敬梓的外甥金兆燕，将《儒林外史》刊印成书，让其能够流布于世。经学大师惠栋晚年穷困，卢见曾邀其入幕，为其提供安定的研究环境，使惠栋得以完成《周易述》等巨著。雅雨堂凝聚了当时最顶尖的学术与文学人才，惠栋、戴震、郑板桥、金农、袁枚等皆为雅雨堂座上宾。人才的集聚，成为雅雨堂文化事业长盛不衰的源泉。

四是与雅雨堂“存古续绝、经世致用”的文化理念有关。卢见曾校刻典籍，并非为藏而藏、为刻而刻，而是以“存古续绝”为宗旨，抢救濒临失传的汉魏经说与历代珍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使校刻的典籍成为学者研究、士人治学的重要资料。雅雨堂刻书以经学为核心，恰逢清中叶汉学复兴的思潮，其刻刊的《郑氏周易》《尚书大传》等汉儒著作，为乾嘉汉学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文献载体。惠栋、戴震等汉学大师皆以雅雨堂刻本为研究基础，汉学大师钱大昕称“汉学之复昌，雅雨堂刻书功不可没”。同时，卢见曾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与传播，校刻《山左诗钞》《德州志略》等，使山左文脉得以传承与发扬；其刻刊的《金石三例》，总结金石碑刻文体规范，推动了清代金石学的发展。这种“兼顾学术与乡邦，联结古学与今用”的文化理念，使雅雨堂的文化事业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雅雨堂的文化成就，何以能跨越三百余年，至今仍为后世所景仰？其文化精髓，来自于卢见曾对文化传承的一丝不苟，从藏书、校勘到刻书、文会，每一个环节皆精益求精，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实践体系，可称“雅雨堂之法”。

从藏书开始，雅雨堂即确立了“精、全、活”的原则，占据了文化传承的优势。除了家学传承的典籍，卢见曾的藏书多为访求所得，“凡闻有善本，必亲往求之，或购或抄，必欲得之而后快”。其藏书的搜集过程十分考究，包括访书、辨书、收书、藏书、护书等诸多环节。访书之时，卢见曾利用宦游各地的机会，遍访南北藏书家、坊间书肆，从扬州马氏、杭州鲍氏到京师翰林院，皆有其访书足迹；辨书之时，延聘惠栋、戴震等学者鉴别版本真伪、优劣，“非善本不藏，非珍籍不收”；收书之后，对典籍进行精心整理，“分类编目，装帧整齐，每部书皆作题跋，记录源流”；护书之时，允许学者阅览、抄录，但定有严格规矩，“阅书者需洗手净身，不得折页、涂画，抄书者需按时归还，不得私藏”。雅雨堂的藏书目录《雅雨堂藏书目》，详细记载了每部书的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得书经过，共四卷，收录典籍万余种，是清代重要的私家藏书目录，至今仍为古籍研究的重要参考。

校勘是雅雨堂文化传承的核心，其校勘之法严谨细致，为清代校勘学树立了典范。雅雨堂校勘典籍，遵循“广征众本、逐字比对、辨讹正误、考订源流”的原则，每校一书，必先搜集多种版本，以宋元善本为底本，参校明刻本、抄本、校本，逐一比对文字，辨明讹误、脱漏、衍文。其校勘过程包括底本选定、众本参校、文字考订、案语撰写、复校审定等五道工序，每一道工序皆由专人负责，层层把关。底本选定，由卢见曾与主校学者共同商议，必选版本最古、文字最精者；众本参校，由数名学者分工合作，逐字逐句比对，标记异文；文字考订，结合音韵、训诂、金石等资料，考辨文字正误，不妄改一字；案语撰写，将校勘过程、考订依据写成案语，附于书后，使读者知其所以然；复校审定，由主校学者再次审阅，卢见曾最终核定，确保校勘无误。惠栋主持校勘《雅雨堂丛书》时，仅《尚书大传》一种，即参校版本十余种，撰写案语数百条，历时一年方告竣，其严谨程度，可见一斑。

刻书是雅雨堂文化传承的关键环节，其刻书工艺精湛，堪称清代版刻的典范。恪守“宁慢毋滥，宁精毋多”，每一书刻成，必“先印样本，遍请名士审阅，改定后方才正式刷印”。采用“写刻上版”的工艺，即先由善书者以楷书精写样稿，再由刻工依样刻版，整个过程包括写样、校样、刻版、刷印、装订、验书等六道工序，每一道工序皆精益求精。写样，由当时的书法名家执笔，字体隽秀清晰，笔笔工整，“无一笔苟且，无一字潦草”；校样，将写好的样稿与校勘定本再次比对，纠正书写错误；刻版，由江南名匠操刀，依样刻版，要求“刀锋精准，笔画清晰，与样稿毫厘不差”；刷印，采用手工刷印，用墨均匀，纸张平整，“初刻本必精刷，不使模糊”；装订，采用线装工艺，整齐牢固，“订线三道，封面用硬纸，题写书名，钤盖雅雨堂印”；验书，每部刻书刷印完成后，必由专人检验，“有错字、模糊者，皆挑出重印，不得流入市面”。当时雅雨堂刻书坊，设专人检查刻本质量，要求“字迹清晰，纸墨精良，装订牢固，无任何瑕疵”，凡质量不合格者，即销毁重刻。这种精益求精的刻书理念，使雅雨堂刻本成为清代“善本典范”，后世藏书家皆以收藏雅雨堂刻本为荣，有“一页雅雨堂，胜抵千金藏”之说。

雅雨堂文会是雅雨堂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其文会活动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卢见曾主持的文会，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切磋学问，吟咏性情”为宗旨，分为德州雅雨堂文会与扬州红桥文会两类，皆盛极一时。德州雅雨堂文会，多为山左名士聚于雅雨堂吟哦亭，或校勘典籍，或吟咏唱和，或探讨经学，成为山左文坛的交流中心；扬州红桥文会，为全国性的文人盛会，以乾隆二十二年的红桥修禊为最，卢见曾以《红桥修禊》为题，作七律四首，四方文人纷纷响应，和诗者达七千余人，编次成三百余卷。卢见曾组织的文会，并非单纯的诗文唱和，更是学术交流的场所，惠栋、戴震等学者在文会上探讨经学考据，郑板桥、金农等艺术家交流创作心得，卢见曾亲自主持，点评诗文，切磋学问，使文会成为“学术与文学交融，考据与吟咏共生”的文化盛宴。这些文会活动，不仅推动了当时的文学与学术发展，更构建起一个覆盖南北的文化网络，使雅雨堂的文化理念与学术成果得以广泛传播。

“雅雨堂中藏万卷，红桥筵上聚群贤。三百余年文脉在，德州清风代代传。”清代诗人袁枚曾赋诗吟咏卢见曾与雅雨堂的文化盛景。卢见曾与雅雨堂，是德州的文化瑰宝，更是清代文化史的重要符号。时至今日，德州雅雨堂的古建筑虽已不存，但雅雨堂的刻本仍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收藏流传，卢见曾的文化精神仍为德州乃至全国文化界所景仰。那些历经三百余年风雨的雅雨堂刻本，虽纸页泛黄，却字迹清晰，承载着清中叶的学术精华与文化底蕴，见证着卢见曾为中华文化传承所付出的心血。

（作者：德城区委宣传部 李金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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