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旧小说，一张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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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二级》1931年施蛰存译版封面

《生于一九〇二》出版后，我再次翻开工作文件时被回忆击中——那是一张我在构思封面时搜到的1931年版封面。1928年初版于德国的小说，仅仅三年后就由施蛰存从英译本二次转译到了中文世界；但从1931年至今，它再未重新出版过。

1931年版的封面很有趣：一只红眼老鼠抱着一颗戴军帽的骷髅，背景是一面黑白红的德国国旗。它的译名“一九〇二级”也与现在大有不同。无论封面还是译名，多少都有点混淆视听的意味——小说的主角并非1902级的学生，而是一个生于1902年、从未参过战的小镇男孩。

恩斯特·格莱泽是20世纪德国文坛的一颗遗珠，这个形容并不过分。《生于一九〇二》的出版正值“生于1902”的格莱泽26岁之际，也是他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彼时恰逢魏玛共和国的稳定繁荣期，一年后的大萧条尚未到来，格莱泽带着这部回溯一战历劫的自传性作品闯入文坛，或许包含一丝居安思危的意味。

在同代作家与施译本都先验性地对本书加诸“战争小说”“和平主义”等标签的情况下，我想让新译本的封面能够更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摆脱过度简化的定义，找到更大范围的受众。最常见的办法是从故事关键词中提取视觉元素。这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个体意志与集体主义的拉扯。少年和他的伙伴们与战争的关系、对战争的态度，无一不是从置身事外、抗拒，再到踏入迷局、各自站队，最终在白热化的两极对立中渐行渐远。

“‘火车’是串联小说的重要意象。‘我’在战争临近时坐火车离开德国，在战争爆发中趴在路堤上等着去接火车上抛下的黑市鹅肉，在战争结束前夕爱上了列车员安娜……”这些在我脑海中细微且孤立的意象，如何展示在封面上呢？

“那就需要插画或照片了，很难仅仅通过简笔来呈现你想要的复杂情境。”设计师尚燕平老师回复道。

文学语言虽然不乏画面感，但想要找到与之相符的真实图像，难度却很大。只能找现成的图，由此再回溯到小说情节——这是我和尚老师翻找了四五天图片后得出的结论。但如此，那些粗暴界定小说主题的幽灵又回来了：战争、坟墓、军队……若真全盘采纳，我们岂非又做了一本《西线无战事》？

最终，一张骑马将军的照片进入视线，他可以是小说开篇的那位“红色上校”，也可以是一个指代战争的符号。他只是一个剪影，如书中绝大多数成人在“我”心中的形象，伟岸却模糊。最重要的是，他处于一种被颠覆、被瓦解的情境中。

这也是我阅读《生于一九〇二》的私人感受：成人发起的大战将少年的世界劈成两半，这些伤痕与破碎永结于心；而在少年成长为新的成人后，他以文学的形式和旧世界一刀两断。

收到设计师发来的封面初稿那天，第一眼看过去，像雪夜中的火烧云。

绿色、橘色和蓝色撕纸般拼合在一起，废墟中的孩子、夜幕里的将军、无序空间中的铁栅栏，从上到下的画面递进犹如一幅包含了开端与结尾的三格漫画，平行视之又似同一世界里的三个维度。年轻的孩子暮气沉沉，高大的男人与马鬼影幢幢。在一眼即可辨的战争时态里，具体的人因异化而变得古怪，这正是我想传达的《生于一九〇二》的特别之处！它和战争有关，终究却还是在书写被战争影响的人。

《生于一九〇二》，［德］恩斯特·格莱泽 著，文史哲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出版

再看到那张鼠抱头盔封面的1931版小说，强烈的错位之感袭来。似乎时隔近100年后，恩斯特·格莱泽这本讲述一战后方世界的少年之歌终于再度于中文世界续上了生命线；而已完成本书全部工作的我，距离当初专注寻找意象与图片的自己却越来越远了。

书是近乎不朽的。它会在热潮过后渐趋沉寂，也会不期然间复活，迎接新世代的读者。我有幸参与到这场历史的轮回中，也盼望于编辑一隅窥见小说崭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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