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真正的人｜从易烊千玺的表演看残疾人形象的文化重塑与生命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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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我”，真正的人——从易烊千玺的表演看残疾人形象的文化重塑与生命彰显

李筠

随着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五慢症”患者刘春和一角捧起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杯，中国电影的残疾人形象塑造，由此完成了一次文化跃迁。

刘春和——这个在爬楼梯的踉跄中登场、在含混发音里倾诉、在扭曲肢体上绽放生命韧性的角色，化为易烊千玺艺术生涯的极致突破。而更具价值的是，残疾人形象从“符号化标签”走向了“生命化主体”。极具影响力的青年演员与残疾人群体在艺术中邂逅，主流大奖对残疾人题材郑重肯定，激起关于生命尊严、艺术本质与社会认知的层层涟漪，让我们重新审视：当艺术直面残疾，究竟能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怎样的启迪与革新？

电影《小小的我》剧照

一、重塑是表演艺术对生命真相的直抵

刘春和这个艺术形象，构成了对易烊千玺表演艺术的考验。

表演艺术的至高境界，永远都不是对自我形象的固守与美化，而是对不同生命形态的深度潜入与真诚再现。易烊千玺对刘春和的塑造，被部分舆论简单冠以“自毁形象”的标签。站在艺术哲学角度看，这是割裂表演艺术与生命本质关联的浅薄认知。在任何生命面前，表演者都不存在“自毁”，而是进入这个生命体，去完成一次经过生命体验的重新塑造。在真正的艺术创作中，没有“自毁”的演员，只有“重生”的角色。演员的使命，就是褪去自身的所谓人设标签和个性特质，让另一个生命在自己的躯体里呼吸、悲欢、挣扎、生长。

1956年，安东尼·奎恩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成为影史不朽的经典。这个驼背、独眼、耳聋的畸形者，在奎恩的演绎下，没有沦为单纯的丑角或悲情符号，而是成为兼具野性与温柔、偏执与纯粹的完整生命。奎恩从未将这次表演视为对自身形象的破坏，而是全身心沉浸在角色的命运轨迹中。这个形象之所以今天依然震撼人心，正是因为演员放弃了对“完美形象”的执念，选择与角色的生命深度共振。

易烊千玺在刘春和这个角色的创作上，延续了电影表演艺术的优秀传统——从影片开篇爬楼梯的第一个镜头起，他就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刘春和生命的载体：佝偻的脊背承载着命运的重压，含混的发音倾诉着内心的渴望，扭曲的步态丈量着生存的艰难，紧紧抠住扶手的手指凝聚着对尊严的坚守……如果把这些理解为刻意为之的“丑化”，不是浅薄便是无知。这样的塑造实现了对一个“五慢症”患者日常生存状态的真实还原，是演员将自身完全交付给角色的艺术勇气。

相较于易烊千玺以往塑造的角色，刘春和的残疾特征对表演提出了极致要求。《少年的你》中的刘北山，带着青春期的叛逆与脆弱，其情感表达有着强烈的爆发力；《满江红》中的孙均，藏着江湖的隐忍与决绝，其魅力在于克制中的张力；《长津湖》中的伍万里，有着青年人的懵懂与成长，其表演贴近大众对青春的认知。上述这些角色对易烊千玺来说，无论是性格把握，还是情感拿捏，都处在其作为角色同龄人可掌控的范畴。而到刘春和这个角色，易烊千玺不得不面对如何突破身体表达常规逻辑的问题。“五慢症”患者的肢体动作绝不能被当成是简单的“不正常”，而应看到其自身生理节律与情感的关联；其语言表达也不能单纯理解成“口齿不清”，而应发现其思维与生理限制不断纠缠的复杂交织。易烊千玺不仅精准复刻了“五慢症”患者的形体特征，更在拍摄期间每日承受身体的酸痛与疲惫，收工后需通过复健与筋膜放松缓解肌肉紧张。这种付出，超越了表演技巧的范畴，进入了表演艺术必备的生命体验空间。

表演如果只是完成了对角色的“仿刻”，不仅靠不住，也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表演艺术。表演艺术的真谛在于，它必须在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完成一次对生命的“再现”。

部分一味以残疾人特征讨得廉价笑声和掌声的表演，之所以庸恶且冒犯，正是因为它们只停留在对残疾特征进行蹩脚而夸张的模仿上，从未试图也无能力去理解角色背后所承受的生命重量。易烊千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挣脱了“演出来”的枷锁。在《小小的我》中，他的肢体动作摆脱机械的模仿，而用与角色内心状态的同频共振，实现自然流露；他的微表情碾碎刻意的设计，而用情感浓度临界点的直接抵达，实现真实迸发。这种表演，让刘春和彻底从“残疾人符号”中走出来，成为有喜怒哀乐、有梦想渴望、有尊严坚守的完整而鲜活的个体。

塑造残疾人形象，从纯粹“仿刻”角度看，具有很强便利性，这也给塑造“卡西莫多”式的伟大角色带来挑战。然而，成功塑造的路径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真诚地走进人物，运用表演艺术特有的文化视角，赋予角色文化的含义和命运的必然性。中国残疾人形象，太需要用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理解和塑造了。易烊千玺以其对表演艺术的真诚做到了这一点。

电影《小小的我》剧照

二、表演艺术的文化视角彰显出残疾人的文化身份

艺术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技巧的精妙或形式的炫目，而在于通过独特的审美体验，让人们重新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

《小小的我》之所以引发广泛社会共鸣，正是因为易烊千玺通过刘春和这个角色，以文化的视角重新诠释了残疾人的生命价值。他们不是需要怜悯的弱者，不是被命运抛弃的边缘人，而是“生命的歌唱家”“阳光的体验师”“梦想的扬帆人”。

易烊千玺通过精准的表演，将残疾人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生命存在进行了深度挖掘。作为“生命的歌唱家”，刘春和的“歌唱”并非通过嘹亮的嗓音表现命运的不公，而是通过顽强的生存姿态展现生命的韧性。他拖着残疾的身体求职、求学，在咖啡店笨拙却认真地学习服务技能，在老年合唱团中用不标准的节奏敲击鼓点，在日记本上用歪斜的字迹书写情诗。这些看似平凡甚至艰难的举动，都是对生命最深情的吟唱。易烊千玺用克制的表演，让这种“歌唱”充满了力量。

残疾人作为“阳光的体验师”，有着对世界最敏锐的感知力。易烊千玺将这种敏锐的感知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公交车上有人对他出言不逊时，他眼神中满是隐忍与委屈；当外婆以“刘老师”称呼他、肯定他的理想时，他眼中难掩喜悦与感动；当雅雅回应他的情感、愿意与他平等相处时，他绽放羞涩而真诚的笑容。这种表演，让人们看到他们作为“人”的真实情感状态——既有对伤害的畏惧，也有对美好的向往；既有对自我的怀疑，也有对尊严的坚守。

而作为“梦想的扬帆人”，残疾人的每一次尝试，都是对命运的挑战，都是对尊严的捍卫。易烊千玺着重展现了刘春和在追求梦想过程中的主动性。虽然刘春和最终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但他完成了自我蜕变，从自我走向自信，从隔阂走向接纳，这种精神层面的成长，正是梦想最本质的体现。残疾人的梦想，往往比健全人更加沉重，也更加动人，因为它承载着打破偏见、证明自我的重量。这种对残疾人文化身份的诠释，让《小小的我》超越了一般的励志电影。它没有将残疾人塑造成需要同情的对象，也没有将他们神化为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将他们还原为真实的人，让观众真正理解他们的处境与情感。

电影《小小的我》剧照

三、在超拔与丰富中实现表演艺术对人性本质的追问

《小小的我》让人重新关注一个艺术哲学问题：表演艺术的目的是什么？

或许很多人在观看这部电影时，可能得出表演艺术的目的是感动人的结论；或许很多人在刘春和身上，看到了进取向上、突破局限、实现梦想的力量，可能得出表演艺术的目的是激励人的结论；或许很多人看到了对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望，可能得出表演艺术的目的是美化人的结论。但是，易烊千玺以一种更为深刻和全面的方式，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他把表演艺术在揭示人性、探索生命意义方面的巨大潜力呈现给了人们，将“小小的我，真正的人”这一主题直抵人心。

长期以来，身体残疾带来的生理限制，社会偏见带来的心理枷锁，让残疾人在社会中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也让残疾人形象在文艺作品中有时被塑造成悲情的受害者，有时被塑造成励志的大英雄，这两种形象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前者强化了残疾人的弱势地位，引发的是怜悯而非尊重；后者则拔高了残疾人的形象，脱离了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而易烊千玺塑造的刘春和，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塑造模式。这种复杂而真实的塑造，让刘春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不是一个用于表达电影主题的符号。

刘春和的诗人身份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诗人，是诸多文化称谓中，极少将所从事事业和“人”字合在一起的身份，影片赋予刘春和“诗人”形象，具有肯定其为“完全的人”的寓意。他用歪斜的字迹书写情诗，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对世界的感知，这种诗意的表达，与残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灵魂的丰富与躯体的完美其实并无也不该有关联。易烊千玺在表演中，将这种诗意与现实的张力展现得恰到好处。

更值得重视的是，“刘春和”直接推动了社会对残疾人认知的改变。《小小的我》通过刘春和的故事，呼吁社会正视残疾人的真实需求。影片上映后，《苔花公约》的发起推动无障碍事业的发展，相关词条“对600万人说慢一点没关系”登上热搜，有团队倡议将“脑瘫”更名为“五慢症”以减少偏见。

回望中国残疾人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思想观念的解放，残疾人形象逐渐展现出自身的主体性。《黑眼睛》中的丁丽华、《赢家》中的常平，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的个体。而《小小的我》中的刘春和不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生命存在。刘春和们的故事引发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让残疾人题材电影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达到了新的高度，也让人们看到了表演艺术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进而推动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作者系湖北广播电视台首席编辑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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